宋•王惟一在撰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基础之上，又将《图经》的内容刻于石碑上，立于东京(今开封市)相面寺仁济殿内，至元代移于京师(今北京)。

北宋•苏颂(嘉祜)《本草图经》序：“屡救近臣，酬校岐、黄《内经》，重订针灸腧穴式，范金揭石，或镂版联编”。明英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宋天圣中，创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说明北宋刻石的事实。

石碑情形。《医賸》下卷日本栎窓先生曰：“盖石二板，广二丈余，高六尺许。碑面每十余字，断为一行，百六十行。横为一层，凡五层，以为五段。表里刻之即为四卷。意者石经之设资，便于览诵抚拓”。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原刻本为3卷，如宋《玉海•艺文艺术》卷36云：“《天圣针经》……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颁行”。但是这次石刻除将原书3卷全部刻上外，还新增了“穴腧都数”1卷，共4卷。书名也冠以“新铸”二字，即为《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中“穴腧都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全身的穴名及其位置，类似《甲乙经》的按部分经排列，以及骨度、脏腑大小形状，避忌针灸等。石碑的正面则有宋仁宗的纂书碑名。《大明一统志•三皇庙》卷1载：“三皇庙在顺天府治南照明坊。……又刻《针灸经》于石。其碑之题篆，则宋仁宗御书。元代至元间自汴(即今河南开封)移置此。明代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犹存”。

北宋天圣铜人“石经”，至明代中叶已不完整，所以在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明政府又重新将《图经》刻于石碑，如明英宗序云：“宋天圣中，创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于今四百余年，石刻漫灭而不完，铜像昏暗而难辨。……乃命砻石范铜，仿前重作，加精致焉”。

明正统石刻至清初已有裂缝，如康熙时人毛奇龄记载：“明正统中复命砻其石，范其铜，官医守之且加详焉。今则铜再毁，石再裂，医院所守，已蔑略无有”。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时：“太医院被焚，针灸图经石刻逐毁于火”。

北宋石刻的《图经》至明代中叶以后已不再存世，其拓本也早佚亡，但清代金石学家陆增祥，将其残石碑文收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据马继兴考证，当是宋刻残石拓片”。但是陆氏的这一拓片曾一度下落不详，至1960年宋大仁获得一种《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残石拓片即为陆氏所见拓片”。1965~1971年间，北京市文管处在拆除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宋代石刻《图经》残石5方。1983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在朝阳门雅宝路东口附近，发掘出《图经》残石两方。其一为“穴腧都数”卷的部分残石；其一为屋檐残物，均为北宋时旧物。

《针灸医学史》林昭庚•鄢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