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医药在大陆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快速发展。自晚清时期开始，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及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主动引进与学习，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逐渐在中国得以根植和发展，由此在中国形成了中医、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对它们二者进行比较并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就成为中国医界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医界人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种种医学思潮。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医界围绕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

(1)认为中西医相同，力主沟通二者，此即中西医汇通思潮，代表人物如张锡纯、丁福保。

(2)认为中西医不同，西是中非，西优中劣，主张废弃中医、发展西医或中医西化，此即欧化思潮(“中医科学化”在理论上舍中取西，属欧化派)，代表人物如余云岫、陆渊雷。

(3)认为中西医不同，中西医各有是非、优劣、长短，主张参合中西医，取长补短，择是而从，此即中西医参合折衷思潮，中体西用、国粹思潮亦在此例。代表人物如朱沛文、周雪樵。

(4)认为中西医是两种互不相同而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主张中西医并存，独立发展，此即保存中医思潮(保存中医论者不反对西医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代表人物如恽铁樵。

围绕中西医的比较和抉择所引起的医学思潮的演变，构成了近代中国医史的主线。上述医学思潮并不是一开始就同时存在的，而有一定的先后次序，这一方面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另一方面还与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有关。而每一种具体的思潮又与持论者的知识背景和信仰有关。

西医在医界势力和影响的增大以及与中医的决裂和冲突是导致近代中国医学思潮变迁的重要动因。庚子(1900年)以前，中国医界基本上等于中医界，西医人数极微。与当时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中体西用的态度一致，中医界对西医学也持吸其所长的态度。中医人士不排斥拒绝西医知识，主张参合中西医，但文化上的自我主体意识(表现为“夷夏之辨”)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对中西医持中体西用的态度。庚子之后，医界的西医人士渐增，而中医人士中接受西医知识者亦增多，西医学影响扩大，但民元前中国医界尚团结统一，中西医无显著冲突。此时中国医界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发现了自身的许多弊端，于是纷纷抨击中国医学之“腐败”，并力倡“改良中国医学”。引进西医，吸收西医之长是“改良中国医学”的基本措施。当医界对中医的抨击日益激烈时部分中医人士感觉到此举对中医地位的威胁，起而反击，由此而引起中国医界内部的论争。但此时的论争尚不是在中西医之间，而是在开明的改良者和保守者之间。西医人士力倡引进和发展西医，也抨击中医之弊，但无取西废中之论，与开明中医人士无甚区别。此时持中体西用态度者仍大有人在，而一些更开明的中医人士则主张无分中西主次，择是而从，是为折衷思潮。国粹保存思潮和汇通思潮亦在此时兴起，并与抨击中医者相抗衡。民元前后，医界由于西医势力的影响扩大，欧化思潮渐兴，至新文化运动前后，欧化之风大盛，西医队伍形成，并与中医界决裂，中国医界分为两大阵营。西医人士中出现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理论者，社会上废止中医之论起始于20年代后，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西医人士中的极端欧化派力主“废止中医”，而中医界则与之抗争。但中医界内部开始分化，一些接受和承认西医的开明中医士转而否定中医理论，主张实行中医理论西医化，是为“中医科学化”思潮，而正统中医人士则力主保存中医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为“保存中医”思潮。总的来说，近代中医界并不排斥西医，相反主张吸收西医，而西医界则从当初的主张引进和发展西医走向后来的废止中医，在中医界内部也分化出一股从当初的肯定西医有长处和承认中医有短处发展到后来否定中医理论的西化势力。

单从近代中医来说，它经历了变迁和分化的历程，而且促使其变迁和分化的直接因素仍是西医影响的深入和势力的扩大。庚子之前，中西医接触面小且肤浅，西医学对中医学无显著影响，部分接触到西医知识的中医人士在惯有的尊经崇古的思想的支配下，以“中体西用”的态度“参合中西医”，吸取了西医学中的部分“长处”(主要是解剖学说)。但这期间中医学的发展在总体上受西医影响不大，中医人士对中医理论、特别是经典中医学尚普遍深信不疑。庚子之后，西医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医界和中医学逐渐受到全局性影响。通过与西方医学的比较，中医人士认识到了中医学和中国医界的种种弊端，在“天演竞争”的意识的刺激下，他们发出了“改良中国医学”的呼声。谋求中医的改良(或改进)遂成为清末到民国50年间中医界的中心论题，“改良中医”成为近代中医发展的新趋向。

“改良中医”的意图是要力争在与西方医学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几乎所有提倡“改良中医”的人士都主张或不反对吸收西医的长处，但具体的“改良中医”的主张并不完全一样。在清末民初的20多年间，在主张“改良中医”的中医人士中，有的强调中医自身的整顿和完美而主要不依靠学习西医；有的仍持中体西用的态度；有的着意于保存国粹，有的则主张无分中西主次，而持择是而从的折衷态度；更有人表现出欧化倾向。这时期尊经崇古、笃信中医理论的仍大有人在,但中医界中接受和信服西医学的人士也愈来愈多。到30年代以后，中医界中终于有相当一部分中医人士从部分接受、否定西医理论发展到全盘肯定西医理论，同时又从部分否定到全盘肯定中医理论，由此走上中医西化的道路。而另一派正统中医人士则以维护中医理论体系为宗旨形成保存中医派。中医界的西化派和保存派此时仍同举“改进中医”之旗帜，但这两种“改进中医”的方法和结局已成天壤之别。

以上所述中医界力主革新、改良、保存中医主要是从学术上求得中医的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近代中医界还从组织、政治、教育、出版等诸方面进行一次旨在保存和发 扬中医药的行为，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医历史的新特色。

《针灸医学史》林昭庚•鄢良/著